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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高考作文29分引热议 拟筹3000万拍电影高考梦

来源: 时间:2014-10-6 16:42:00 点击: 今日评论:
 继“作家高考作文29分”、“考生起诉湖南教育考试院”等事件之后,有最新消息称,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角张一一欲众筹3000万元拍摄电影《高考梦》。此事孰真孰假?9月30日,记者联系到了张一一,他没有否认这一说法,并表示该片预计于明年6月的高考季前后上映。

  “作家高考作文29分”引网络热议

  2014年全国高考时,为圆15年前的高考梦,与“韩二”(韩寒)、“唐三”(唐家三少)、“郭四”(郭敬明)并称“新四大才子”的80后代表作家张一一在时隔多年以后再次鼓起勇气迈进了考场。但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出版了十多本书、发表了上千万字文学作品的“最著名考生”不但语文不及格,作文还只得了可怜的29分。

  此后,加之对一些高考试题的参考答案持不同意见,张一一将湖南教育考试院告上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要求考试院公开高考命题者名单、命题和评分程序以及2014高考湖南文综第25题参考答案的依据和理由。近日,此案开庭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各界激起强烈反响,引发网友持续热议。

  山东网友刘会远:“高考作文阅卷老师每天要评卷上千篇,平均几十秒就要评一篇高考作文,难免走马观花,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高考一分之差就可能影响一个考生的一生,制定更为科学、合理、客观的高考作文评分标准很有必要。”

  四川网友“张贤亮不亮”:“高考试卷的命题者、阅卷者都是一些“名校”的任课老师,因而重点中学的考生要更为熟知高考命题的思路和阅卷的规则,这样就对中小县城、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的考生很不公平,在应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的同时,高考命题应可采用“跨省交叉命题”的形式,如上海的老师命广东的题,福建的老师命江苏的题,这样可防止老师“泄题”给本校的学生,促进教育公平。”

  北京网友李云:“张一一起诉教育考试院之举,既是对呼唤高考公平正义的“公益诉讼”,又是履行作家义务,介入到社会公共事务的“一次成功实践”,社会各界应予以宽容、鼓励和支持。”

  张一一参加高考时,网友们褒贬不一,但对于其状告教育考试院一事,言论却是基本偏于一面倒。

  张一一将众筹3000万拍电影《高考梦》

  随着告考试院一事的发酵,张一一近日所撰的一篇叫《我的高考梦》的博文也随即在网络上不胫而走迅速蹿红,感动不少网友。

  在《我的高考梦》一文中,张一一一改过去的华丽文风,用极为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寒门农家子弟为实现一个大学梦的苦难与抗争、辛酸和不易。感情真挚的行文,让许多网友对这位曾经的“争议作家”和“炒作大王”一改感观,甚至有不少网友称其堪称“草根励志男神”,是“屌丝逆袭典范”。

  而在近日等待岳麓法院对“考生起诉湖南教育考试院”此案判决书下达的同时,有最新消息透露,张一一目前正准备筹资3000万,拍摄一部高考题材电影《高考梦》,献礼曾参加过高考、正准备参加高考以及将来要参加高考的数以亿万计的老、中、青、少“四代考生”。

  据了解,由张一一亲自执导并献出荧屏处子秀的电影《高考梦》预计将在2015年6月高考季全国同步公映。

  附张一一《我的高考梦》全文:

  《我的高考梦》

  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外面欠了很多钱,经常有陌生人上门来讨债,父亲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瘦小的母亲给一个个不速之客陪着小心,样子很卑微,有一次送走几个凶神恶煞的来客后偷偷在厨房的角落里流眼泪被我看见,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安慰”,只是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妈别哭,长大后我赚好多好多的钱给你用。母亲边笑着擦眼泪边拍着我的脑袋说,好孩子,那你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就能赚好多钱了。从那以后,一个叫“考大学”的东西在我幼小的心灵生根发芽,潜滋暗长。

  上学后我有些争气,每次考试不是全班第一就是第二,一年级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我还当上了班长,星期一值日,负责踩在凳子上擦黑板,纪录同学迟到、违纪,还有代替老师检查四个组长的作业,权倾一时。三年级第一学期乡里的抽考,我懵里懵懂就拿了全乡六所小学语文和数学两个第一,一举轰动了全村。四年级我出了车祸在县人民医院和省儿童医院住了半年没有上学,校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让我跟班读四年二期,期中考试考了第四名,期末考试考了第二名,让母亲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六年级时我更是有如神助,在“华罗庚金杯”数学竞赛中获了奖,为我们村史上第一人,这记录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再加之我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语文老师拿到其它年级甚至是其它小学去朗诵,那时我确乎是我们那个2000多人村子里的小名人,教《历史》的黎老师说我是“神童”,教《自然》的陈老师说我是“文曲星下凡”,一度让我很有些害羞和窃喜。听说了我的一些事迹后,来我家的那些债主也变得和蔼起来,有的登门时还会给我带来一两听桔子罐头,他们在等我父亲回家等到不太耐烦的时候,还会主动要求跟我下象棋、对对子、做智力题,那都是我喜欢的,当我对债主们的警惕和敌意逐步瓦解和消除时,父亲听说后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中了敌人的计策还浑然不觉,算什么狗屁神童,真是家门不幸。我恍然大悟,从此又开始与债主们划清界限保持距离,连罐头都可以不吃。

  六年级时,我以全乡第二、全县第四的成绩考上初中,又一次成为村子里的传奇。我上的是乡里唯一的一所初中,我们那初中有三个班,我读的是“实验班”,老师还是乡里的那些老师,只不过初中读四年,初三可以读两次,并没有其它的任何不同之处,我们就这样被实验了。初中的教导主任是一个弯弯扭的亲戚,他的小儿子与我同桌。同桌本来的名字叫黄西,因为听说古代有个叫王羲之的人很有名,他把名字改成了黄羲。后来他嫌“羲”字的笔画还太少,把名字改成黄曦;直到有一天他写自己的名字写烦了,又改回成黄羲。王羲之就这样被黄羲玩弄于鼓掌之中,想日就日,想不日就不日,煞是可怜。刚开学不久,黄羲从家里带来一本泛黄的叫族谱的东西,说他是黄庭坚的后代,同学们都不信,我更加不信。黄羲上课时偷偷塞给我一个咬了一口的咸菜包子,于是我表态信了,因为我信了,不少同学也跟着信了。那时候我最羡慕的人就是黄羲,不仅因为他爸是学校里的大官,年轻的老师都跟他称兄道弟,还因为他爷爷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黄羲书包里经常有大把大把的一角、两角、五角、一块、两块,甚至“大团结”那样的大票子……班上只有黄羲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两角钱一个、三角钱两个、四角钱三个、五角钱四个的咸菜包子,他还收集了“四大天王”、“小虎队”、赵雅芝、周慧敏、张曼玉的明信片,会唱《驿动的心》、《上海滩》、《吻别》、《来生缘》、《对你爱不完》那许多我们班同学从没听过的流行歌曲,更要命的是,他居然还能用粤语唱……当全年级几乎所有的女生都在给黄羲明送秋波时,我这个全乡的榜眼、县里的进士、班上的学习委员一度无比的失落,我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了“成绩无用论”,我与母亲赖以维持尊严的骄傲和资本,这时候已变得如此地苍白无力不堪一击。

  年轻漂亮的英语老师对黄羲的喜爱远胜于我,我对英语开始产生了一种抵触甚至是厌恶的情绪,加上小学时的传奇来得太快,想一想咱们实验班读四年还有的是时间,犹沉湎于小时“神童”和“文曲星”美梦中的我对需要“死记硬背”的地理、生物、政治、历史、英语单词、物理公式自然是不屑的,我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母亲的笑容越来越珍稀,我也曾想过要改变,而学习的热情哪敌得过当时羡慕黄羲的心思,待到第二个初三要“宜将剩勇追穷寇”时,才发现已力不从心、为时太晚。

  虽然读了两个初三,我终于是没有考上省重点县一中,当年县里的普通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是615分,我考了616分,与那个叫孙山的人差一点儿就撞了个满怀,惊险地被录取到了县二中。县二中高一有四个班,一个重点班和三个普通班,据说重点班的学生都是上了县一中录取分数线的,但那一年出台了一个新政策是凡是填报了中专的就不能填县一中,凡是填报了县一中的就不能填中专,华国锋同志曾担任建国后第一任县委书记的这个县城把“两个凡是”的伟大思想贯彻得如此彻底,以致让几十位本可以上县一中的好汉子、女汉子沦落到了风尘。我读的是普通班,初三的一个男同学分在了重点班,我下课后、午休时还有周末会经常借故去他们班,为的是感受重点班的气场和氛围。高一时的数学竞赛我拿了全校第二,我的作文在语文老师蒋玉梅跟她老公宋清华所教的高一、高二四个班朗读、传阅,高一的期末考试我们班60多个人只有2人七门功课全都及格,我是其中之一,总成绩我考了全班第四。高二开学的时候,我们班的前三名都升迁到了我梦寐以求的重点班,我以落后第三名1分之差坚守在祖国的边疆,内心愤愤难平。高二期末考试时我终于以十多分的优势考了全班第一,那个众望所归的重点班也分拆成了一个重点理科班、一个重点文科班。我满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没料到重点文科班只是从我们班招安去了七八个学音乐、美术的“艺术特长生”,我自岿然不动,让我十分沮丧。高三我尤为努力,不管教室里蚊叮虫咬还是寒风呼啸,总是第一个上早自习、最后一个下晚自习,班里有几个差生笑话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根据县二中往年的成绩,重点班都难得有一两个人考上大学,何况我们这普通班?我对那些嘲笑者虽有过恼恨,也一度想要放弃,一想到母亲卖了鸡蛋、南瓜、辣椒供我做生活费的那些几角、几块还有她那殷殷企盼的眼神,我便有了无穷的力量。我一个人点着蜡烛在玻璃窗永远关不住的凛冽寒风里自习的时候,隔壁重点文科班的班主任偶尔也会过来巡视一番、有时还会稍事寒暄几句,给我一些充满幻想的鼓励,我也曾对他无比的敬畏和期待,希望他就是传说中的伯乐,可以识英雄于草莽,把我变成他们班光荣的一员,最后他让我失望了。高三第一学期我以高于班里第二名50多分的成绩考了第一名,而春节过后依然不见有任何升调我去重点班的迹象。老迈的烟瘾奇大的班主任暗示我叫我父亲来学校一趟,他准备发展我为“预备党员”,我装作没有听懂,在我的心目中,花一两百元买两条烟换一个“预备党员”无疑是极其奢侈的,于是我终于没有成为追求进步的“预备党员”,也不知是幸抑或是不幸。开学后我给校长杨九龄写了一信,从杨虎城到张学良,又从杨九龄到张九龄,历数张、杨俩世交之家的传统友谊,旁征博引,洋洋数千言,最后自然是表示想要换到重点班去,在杨校长的屁股后面盯梢了一个多星期之后,我终于瞅了个没人的机会把自荐信塞到了他怀里,然后在他惊恐和诧异的眼神中溜之大吉。等待很煎熬也很漫长,每一天像是一个世纪,三个世纪过后班主任在班会课上眨巴着小眼睛含沙射影地说:我们班有些同学不安分守己,看不起班上的老师和同学,想跳槽,想找一个好的婆家,背后搞一些小动作,我把话撂在这里,没有我的同意,谁想走都走不了!

  那一年高考我考了460分,是我们班唯一一个上了400分的。隔壁重点班的50多个人中,仅有2个人分数比我高,其中一个涉险上了一个地方专科学校,而我与他们班的榜眼均以20多分之差落榜。县城放榜的那一天我起得格外早,虽然自己没考上,但看到重点班一个个糟糕的成绩时,我甚至有一些小小的欣慰,原来当年上了县一中分数线的所谓尖子生班底、我们县二中最优质师资调教出来的重点班—那一块压在我心上三年的沉重的石头,他们的结局也不过如此,我三年的努力应是差可告慰。看榜回来,母亲正在厨房里剁猪菜,她看着我略有些沾沾自喜的表情,问我考上没,我不敢正视母亲如饥似渴的眼神,羞惭地低下了头,母亲叹了一口气,茫然地又去剁她的猪菜,一个不注意,就险些把左手的食指给剁掉,鲜血直流,小半天才用草木灰止住血,那一天的场景我历历在目,多少年过去犹恍然如昨。

  债台高筑的父亲极力反对我重读一年,母亲跟他大吵了一架,把一头十多年的老母猪和家里唯一的三只小猪仔卖了八百元,构成了我复读的学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高四”那一年我是真的努力了,可是那要命的英语依然拖着后腿,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自习时间都在复习英语,甚至连语文课、数学课都在背单词、做英语试题,可是每一次的月考,其它四科总分在高手如林的复读班虽可排到前十,我最拿手的语文和数学还经常单科第一,但一加上150分的试卷总在60分上下徘徊的英语分数,立马就跌落到全班的三四十名,虽然我把恢复高考后20多年的全国高考以及上海高考40多套英语试卷还有那些个《黄冈兵法》、《海淀考王》做了一遍又一遍,把一本英语单词考试大纲背得滚瓜烂熟,上课时老师讲的好像也都懂,但一到考试就发懵,那一个魔咒一直无法破解。

  当年的老师常告诫我们“自古华山路一条”、“今朝不搏待何时”在那一个我人生第二次也将是最后一次改变一生际遇的高考战场上,我一如第一年的紧张、胆怯、惶恐、无助,高考前一两周便开始失眠,高考的那几天更是彻夜无眠,不管如何数山羊、数星星都无济于事,精神恍惚地迈进考场,居然还在考场上拉起了肚子……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考完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高考。考完试当天晚上九点多参考答案发到了教室,对完答案后我心如死灰,客观题错了很多,主观题我字迹潦草估摸着也难高分,这一次一定又将铩羽而归,想一想亲戚、邻居尤其是母亲那期盼的眼神,思想起楚霸王项羽落魄乌江时“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惨淡,半夜有好几次真想要翻下床来,从没有防护栏的窗户跳将下去,然而终归还是按捺住按兵不动没有跳。第二天根据自己的估分填报高考志愿,我自知上好大学无望,为了争取被录取的可能性,什么西藏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的一顿乱填,天真的想要“避敌锋芒”。回家后母亲听说我尽填报的是一些千里万里的大学,可能几年还难得回家一趟,几行眼泪刷拉拉就流了下来,我安慰她道,人家还不一定要我呢!母亲一怔,半晌才幽幽叹道:要是考上了,还是去读吧。

  那一年的高考成绩竟没有想象中那般糟糕,本科线521分,我考了517分,被省里一所本科院校的一个专科专业录取,总算是考上大学了,母亲终于绽开了她久违的笑颜。虽然后来的大学期间又发生了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故事,导致我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拿到,步入社会后又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但已经不再重要。这些年我辗转各省,四处奔波,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也曾取得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高考离我似乎是越来越远了,而十多年来的许多个夜里,我曾无数次梦见自己在破败的教室里秉烛夜读,倔强地向校长毛遂自荐,当然还有放榜时后悔努力不够的黯然以及母亲那期盼的眼神、流血的手指……

  自从我“小有些名气”之后,每年都会有一些媒体邀我写当年的高考作文,重温昔日高考的感觉,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2009年,我写的高考作文《踮起脚尖》在网络上一夜之间爆红,被邀请做客黑龙江卫视高端教育谈话栏目《问教》,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主持人王旭明端出当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个开放作文题“想像你是某两个著名人物的后代,谁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将什么样的素质传给了你?”和“假如一个平常的日子被加上了4小时35分钟,你将会做什么不同的事?”要我来谈中国与美国高考存在的巨大差距。我说:“美国的高考落后中国十年!”顿时满座皆惊。我接着解惑道:“中国1999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个高考作文题其实可置换成《假如父母可以移植》,第二个作文题也可改为《假如时间可以移植》,这足以说明美国的高考作文要落后中国至少10年!”现场掌声雷动。我用一种自己独特的方式幽默了中国的高考一把。

  一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浑然不觉中,我的侄子和外甥都已长大成比我高大强壮的英俊少年,他们在2014年的这个夏天参加高考。有一天我突然心动,两代人同场考试不是一件极为风雅的事么?当然,还是内心深处的那一个高考梦强烈地在召唤。侄子在临近高考前的两个月顶不住学习的巨大压力,毅然回到家宣布放弃高考,年迈的母亲闻讯后失眠了一夜,第二天赶到省城与“养子不教”的兄嫂理论了半天了无结果,黑着脸当天下午便回了乡下。

  2014年6月7日,在许多学生和家长怀疑、惊艳的眼神中,我以老家最年长考生和全国最有名考生的尴尬身份,目光坚定、脚步稳健地迈进了高考考场。那两天的考试我很用心,内心很纯净,看着花朵们认真答题的样子我忍不住的感动,衷心祝福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今年湖南文综第25题的参考答案是令我在内的许多人不能信服的,在十多年前,我就接触到一些故弄玄虚的高考题,答案让人无所适从,命题是高考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由谁来命题,题目如何命,是否有区分度和公信力,这都是个问题。还常有一些无良媒体大肆追捧什么“高考状元班”、“最牛班主任”等等,一个班60人,30多个上清华北大,59个上600分,这本是就是一种优质师资的垄断,那一些所谓名校的名师,往往就是高考命题和阅卷的常客,他们深谙命题和阅卷之道,这是我们广大农村学子不敢奢望的权利。

  这些年我写了十多本书,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学和新闻作品,是好几家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对文字我很有信心,我始料未及的是,我的高考作文竟然只得到可怜的29分!高考命题程序之外,阅卷的过程也很重要,高考分数一两分之差就有可能改变一个考生一生的人生轨迹,那一些自身文学素养匮乏、不负责任的昏聩的阅卷者,我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在短短的几十秒时间里,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一篇文章的高下的。

  我告教育考试院一案经媒体曝光后,在网络上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支持率让我高兴又忧心,高兴的是这事儿民心所向,我算是做对了;忧心的是这正折射出推进我国高考和教育改革现状的迫切与现实的严峻。一位叫李云的网友在《作家告考试院是一次“法治创作”》的文章中说,张一一起诉教育考试院,既是对呼唤高考公平正义的“公益诉讼”,又是履行作家义务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一次成功实践,一语道出此案的意义和本质。也许还有个别养尊处优、自认高明的砖家在质疑“张一一这丫又在炒作”,倘使他们曾了解我的苦难与抗争,奋斗与坚持,理想与情怀,也许会不再那么想,那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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