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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的三维来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

来源:九州教育 时间:2012-5-31 13:31:00 点击: 今日评论:
   虽然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只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其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者们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文化学等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多角度和深层次的分析,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等新的概念,对我国的德育模式也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并指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发展趋势就是“生活化德育”,也即是将德育潜移默化在人们平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润物细无声”的最高境界。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不足。诚然,我们要完成任何一项工作或者任务都要讲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去追求手段,就可能忽略了对主体与客体的严格要求,甚至连方法所承载的内容,我们也可能忽视掉。所以我们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时,既要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也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的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受教育者)等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复杂成因的空间坐标系构建及其诠释
  如图1所示,在空间坐标系中,用x轴表示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工作工程中的态度转变程度(服从-同化-内化),用y轴表示教育者思想政治工作素质的发展程度和与其素质相对应的角色定位(司令官-教育者-关怀者),用z轴表示教育内容的丰富程度和吸引程度以及教育方法的科学化程度(z1表示教育内容、z2表示教育方法)。
如图2所示,我们根据心理学中人的“知、情、意、行”的心理活动过程,也在空间坐标系中绘出了0k4这样一条线段,并用它来表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绩效程度。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求得受教育者认知(0k1)、情感(k1k2)、意志(k2k3)的改变,还应该成功地培养出社会所预期的实际行为(k3k4)。当空间中的一个点(即思想政治工作的绩效)的横、纵、竖坐标的数值都达到最大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绩效值也最大。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态度转变,不一定严格地按照“知、情、意、行”的序列进行,可能有的受教育者先是被“动之以情”之后,才“晓之以理、强之以志、导之以行、持之以恒”的。一个人即使处于“行”的状态时,也不一定懂得这样做的道理和拥有这样做的情感,也可能没有这样做的意志,如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单方向行政式灌输所造成的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无条件“服从”。所以本文着重研究的是一般情况,也就是以人们的心理活动过程“知、情、意、行”为基本的研究路线。但就坐标系这个空间系统而言,不论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态度转变中,是不是依照这样的秩序,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绩效,仍然可以用这一空间坐标系的横、纵、竖坐标来描述和刻画。因此上述的特例也包含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上述两图,都是作者根据心理学知识和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所建立的,是本篇文章体系建构和理论脉络的一个缩影。
春秋战国时期,荀子曾道:”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也有“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之说。后世的思想也深受其影响,如王夫之的“时未至,理未协,情未感,力未瞻”则“侍之他日”。可见我国古代的思想道德建设,跟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所描述的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一样,都包含了“知、情、意、行”四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要循序渐进,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
  本文所建立的空间坐标系,既考虑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知、情、意、行”规律,又综合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绩效有重要影响的四个因素囊括了进来,真正地做到了系统而全面的考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的要求。既对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受教育者进行了考察,也对人们态度的梯度转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服从-同化-内化)。当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因素还有很多,如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载体和其他随时代发展出现的新影响因子等,本篇文章不可能一一论及,但在论述“四大因素”的时候,都会将它们考虑在其中。

二、从三维空间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不足
  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变化了的国情下,已经突现了其捉襟见肘的困境。简言之,就是行政式的单向灌输,已经担负不起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担了;以往重教育者和教育内容、轻教育对象(受教育者)和教育方法的“给予型德育模式”,也再不能“养尊处优”了。众多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提出了“选择型德育模式”和“生活化德育模式”,他们认为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一样,也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他们有选择德育内容及其教授模式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从“服从”阶段上升到“同化和内化”阶段,才能实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态度由“他律”向“自律”转变。下面分别从教育者、教育对象(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来具体论述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不足。
(一)教育者素质偏低、自身角色出现了错位
教师的素质主要包括品德素质(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一位杰出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不管是理论课的教授者,还是负责实际指导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想作好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要有扎实的科学文化理论知识的功底外,还要有理论运用于实践的魄力,特别是自身的品德素质要高尚,这样才能身体力行,为受教育者做出一个学习和模仿的好榜样。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就曾指出:“教师的人格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切”。卢梭也强调过:“不要在教天真无邪的孩子分辨善恶的时候,自己就充当了引诱的魔鬼。”。所以作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必须要努力地学好知识、修身养性,用具体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受教育者和教化他们形成社会所预期的行为习惯。而这一切,却正是我国的某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缺失的,或者说还不完备的。
陶行知先生曾言:“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而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则过分地强调了“师道尊严”,似乎学生就只是懂得服从的战士,而教师则高居为发号司令的长官,故而有的学者将接受传统教育的受教育者称为“听话的一代”。这就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所出现的教育者自身角色功能的错位。我们不论面对的是“听话的一代”,还是“冲动的一代”,都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丰富化、方法的科学化和手段的人性化。
(二)受教育者态度转变的困惑
受教育者又被人们称做教育对象,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既是通过教育方法接受教育者所传授教育内容的教育对象,又是自身态度转变的调控者。他们接不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何时接受这种教育,通过什么方式接受这种教育以及接受这种教育的程度如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持有的态度和与教育者的情感亲近程度。所以要作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作好受教育者的态度转换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对教育对象的“态度”进行细微的探究。
根据心理学知识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态度,是指他对待人或事物时的一种心理倾向,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心理因素,其中情感在态度的转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态度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偏见和意见两种。心理学家凯尔曼将态度的形成过程,归纳为“服从、同化和内化”三个阶段。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往往不关注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兴趣程度,忽略了受教育者对科学教育方法的渴求,更甚者,教育者根本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动作用,采取填鸭式的满堂灌教育模式,使受教育者的态度朝着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偏见、挫折心理、逆反心理、彷徨心理、矛盾心理、多疑心理和防御心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造成了很多的困惑,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绩效偏差“愈演愈烈”,一切的付出都得不偿失。
(三)教育内容的不足和教育方法的不当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思想品德教育与政治信念教育的综合教育。我国的德育思想取得较有成就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度发展提供了沃壤。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其影响超出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既为我国历代所承袭,又被世界多国所借鉴。道家、释家(佛家思想)、墨家等大家的思想,也被后人加以继承和发展。秦朝之后,统治者将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社会道德意识教育的主体,在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过多地强调了被统治阶级对统治者的“服从”,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开始向深度的政治化方向发展,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缺失。
诚然,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但是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国家钳制人民思想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合理的约束,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内容长期以来偏重于政治的教育,而忽视了对人们心智的启发。受教育者面对自己不感兴趣的教育内容,自然会加以排斥,形成偏见,甚至有的人对国家开展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漠不关心,全力抵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长期都被政府的虚假政治宣传所愚弄,不敢多相信政府一分,所以现阶段如何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依旧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着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学有其法、学无定法、贵在得法”,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一样。面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老办法不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困境,我们必须转换角度,创新思维,改革传统的灌输式单向教授法,寻求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二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互促式学习法,做到时时在思想,处处在德育,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德育教育,并将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论,运用到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感化中。

三、从空间坐标系统的角度来构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前景
(一)培养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队伍,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没有一支专业人员和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就难以进行。没有一支具有专业理论知识素质和一定经验的、有能力的成员所组成的队伍,也就没有高质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优质的结果。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掌握符合心理规律的工作方法和艺术,乃是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必备的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队伍建设之所以这么重要,主要在于他们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虽然现在学术界提倡广大受教育者(教育对象),也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的主体,但是受教育者毕竟首先是教育对象,是教育活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承受者,没有教育活动的发起和工作条件的准备,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动性依然难以发挥,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者(理论性的授课老师和实践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再者,受教育者很难自己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像病人谁也不想称自己为病人一样,况且只有教育者才具有专业的工作素质和能力,没有相关的知识贮备和实践经验,是很难对症下药,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教师的素质包括身心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品德素质。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认为:“从其功能出发,教师的知识可分为四个方面的结构内容:本体性知识( subject mater knowledge)、文化知识(cultural knowledge)、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和条件性知识(conditional knowledge)”所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建设,也可以此为参考系,系统而全面地培养出一支支“一专多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首先,教育者要“身心健康”,这是开展好工作的前提条件。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个健壮的体魄,一颗健全的心灵,仍然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包括理论的学习指导和实际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建设,它比其他的任何工作都抽象得多,教育者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就必须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力。老师就是学生学习和模仿的典范,如果老师自己都没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发展,那学生也可能被误导为知识与能力的“畸形”发展。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曾告诫我们“孩子不是畸形儿,他们是人类无限多样的花园里最脆弱最娇嫩的花朵。”所以只有教育者自身做到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那么教育对象才可能同时拥有经济人的“理性品质”和道德人的“情操素养”,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中强调教育者“身体力行”的原因,也是德育教化所倡导的“潜移默化”环境教学的必然要求。
  其次,教育者要有专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实践能力,要拥有特殊的人文关怀精神。
  本体性知识,主要指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文化知识和条件性知识主要指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学科知识,这是教育者完善自身理论素养的需要;实践性知识,则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长期的教育工作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专业能力。“德育教师的人文关怀特质,应更多地包含对学生精神关怀的素质和能力。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强烈的角色主体意识、积极平等的人性观、深厚丰富的人文素养(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健康高尚的人格品质和全面的精神关怀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只有教育主体具有广而博的知识和优而雅的人格,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育对象的政治信念和道德认知能力,帮助他们陶冶出高尚的道德情感,锻造出刚毅的道德意志和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再次,教育者要有扎实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心理学方法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相互作用,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人们的心理活动,而人的心理活动又有一个“催化剂”,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有一门专门的学问来指导,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人们自觉地通过这一中间环节来实现思想转换工作的。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按照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去做,才能收到理想或满意的结果。否则,就会得到少效、无效或相反的结果”。只有我们拥有了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才会知道什么是“正态分布规律”,什么是“马太效应”,什么是“罗森塔尔效应”(或“皮格马利翁效应”),进而用来指导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教育者实现由“司令官”的角色逐步地向“教育者和关怀者”的角色转变。
  最后,教育者要有解读学生的能力,既要“因材施教”,又要“有教无类”。
“现代教育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发现!是管理者的独特发现。他能从一般中发现特殊,从平庸中捕捉平凡,从共性中把握个性,甚至从丑陋中看到美好……管理者应该能够从每一个被管理者身上发现其闪光点,然后激励之、弘扬之。”这就是现在学术界提倡的“管是为了不管,教是为了不教”。老师既要鼓励优等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要“一俊遮百丑”,陷入过誉心理所导致的“灯下黑”怪圈中,又要督促中等生不断地挖掘自身的潜力,不断进步,让他们明白“防止落后者所花费的精力和体力,并不比争取先进者少,个别的还要多些。”并抛弃“知足者常乐”和“不做飞机不骑牛,骑个毛驴居中游”的消极思想。对待后进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戒备心理、疑虑心理和对立心理,帮助他们树立信心,用一些所谓的“标准差生”成功的例子,激发他们的斗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理论课的教授者和实际生活的思想工作指导者)要做到“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就必须牢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
(二)丰富教育内容和完善教育方法
  德育内容的选择和确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人们的思想道德状况为现实依据,要以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精神风貌和意识形态为社会氛围,要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历史到现实,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自然风光到物产资源,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德育资源。”我们要将新的内容和时代要求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中,对教育对象进行基础性教育(心理素质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政治素质教育)、主体性和主导性教育(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在思想、政治、道德、心理、纪律和法律等方面,对教育对象进行“四信”(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和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精神的新一代。
  “山里的树再没有出息的也能长成椽子,城里的树再有出息的也只能供人欣赏。追溯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前者有自由生长的空间而幸运地成了有用之材;而后者因为游人经常修理而沮丧地成了一道风景。”在德育工作中,教育者也应该讲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与环境,要懂得运用“德艺”(德育艺术)来开展好工作。“适应时代特点的教育方法体系应当表现为德育哲学方法、德育原则方法、德育具体方法三个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发展。”也就是我们既要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上开展工作,也要在实行具体的德育方法时,坚持一定的德育原则。要“以人为本”,以自我教育为出发点,本质在于“做人”,内容核心为“修养”,这样才可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润物细无声”的目标,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的绩效值达到最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避免“乱戴帽子、滥打棍子、胡抓辫子”的行为,要“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的火花……”只有通过丰富的教育内容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和载体,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在一定的教育原则下有机地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受教育者的思想转化活动,从而达到预定的目标。不管是“灌输法”、“说理教育法”、“榜样示范法”、“品德评价法”,还是“情感陶冶法”和“修养指导法”,我们都应该本着改革开放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和求实创新的精神,完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四人”建设的思想政治工作战略任务,即“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三)受教育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不管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还是斯宾塞的“教育即生活的预备”,我们受教育者仍然要提高自己的身心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品德素质,以期自己能在将来激烈的社会角逐中胜出。“道德既是被给定的,同时又是自我设定的,是 不可取消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合体,……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决定了教育成为一个理解过程或建构过程,但这并不是说德育是一个放任自流的过程,否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德育的意义”。这就是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对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的有力诠释。
  通过图一、图二,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而逐级提升的过程,需要教育者方方面面的努力和教育对象时时刻刻处处的全力配合。只有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的因素,得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才可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完美的理想状态,实现空间坐标系中思想政治工作绩效的最优值,完成受教育者“知、情、意、行”的态度转变任务,使他们自身完成“服从-同化-内化”的“他律”向“自律”的转变,也使教育者主动地实现“司令官”向“教育者和关怀者”的角色转变,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断地释放出“蜡烛”的耀眼光芒,照亮一个个迷茫的教育对象,塑造出千千万万个健健康康的“祖国花朵”,进而推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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